放映场次：2020年2月1日 Studio des Ursulines
周铭影： 很高兴大家能过来看我的这部电影
主持： 电影标题《世外桃源》出自于陶渊明很著名的诗，里面提到的一个仙境一般的地方。
和外界没有沟通，如同人间天堂。我想问一下这个题目和电影内容的关系是怎样的，是否有多种不同的理解方式 ? 能否介绍一些创作背景？
周铭影： 世外桃源其实是董事长自己设计的一个乌托邦，是他一直想要做的事情。关于片子，我的拍摄经历是有些特别的，我当时是以摄影师的身份应聘到花卉大餐。作为员工，初期也要接受他们的洗脑，要参加圆桌会议。第一天就感觉不太对劲，因为太像传销的方式；但是这里的魔幻感让我觉得很有记录的必要，就在工作之余开始了拍摄。所以这次创作，不像传统拍摄纪录片方法，会先选定主题，然后进行调研，再根据调研的情况做拍摄大纲，计划需要拍摄的素材⋯⋯我所有的拍摄都是即兴的，没有任何安排在先。
观众： 请问创作时的跟拍持续了多长时间？有无一些意外状况或是拍摄过程中遇到的特别状况？
周铭影： 我在那里持续拍了有3到4个月的时间，合计70多个小时的素材。从2014年二月去那里，到五月底离开。起初，通过和董事长的对抗谈判，我们作为摄影师并以项目合作的形式进入团队，目睹毫不知情的员工被董事长的理念和美好愿景所打动，慢慢地被成功洗脑，为了一个共同目标诚挚的留在那里，接下来相互洗脑，再代替董事长给新来者洗脑。
之后，因为资金方面的问题，说定的工资不可实现，上下便出现了裂缝。员工从四月份的时候开始有一些怀疑，随着斗争持续不断地进行，内心开始恐惧，身体也出现不适，现实与理想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大。
后面开始有人不断离开，但也不容易，那里的管理非常严格，类似军事化的管理，不能轻易辞职，休息的时候也只能请最多半个小时的假，一个月只能休两天。而我最后留在那里的理由，主要是为了完成这部作品，哪怕拿不到钱，其实也早预感到是不可能拿到他承诺的酬劳的。
观众： 导演您好，看了这部电影，非常感动和欣赏。我想问下在您拍摄过程中，您的同事会对着镜头说一些抱怨董事长的话，同时您也会去拍摄开会的场景。为什么他们会愿意对镜头敞开心扉？他们不会担心董事长也可能知道拍摄纪录片的项目，便会对这位同事感到生气和不满吗？
周铭影： 可能大家都是以员工的身份进入这里的关系，所以顾虑比较少。在拍摄的过程中，我凭感觉定了四个人物，像我的第一主角-小胖，他是很愿意和我交流这些的，我进去那时就和我讲：“这个事情好像挺好的”（指跟着董事长创业）。可能也是在我身上寻找一种确定性吧。四人中的另外一个人物，我刚进去的时候拍了一个他们做晨练的视频，晨练放着很魔性的音乐，动作会比片子里面更加极端张狂。当时我剪成视频放出来之后，他意识到原来自己这么丑陋。后面他就消失了，说他病了，再也没来上过早操，再也没有参加过圆桌会议，之后他就走了。
也有人抗拒镜头，直到我们去和他们聊天，表达自己对世外桃源，对董事长的认识，他们才很惊喜地说，“原来这里有和我一样想法的人”。因为大家都在追捧董事长，没有一个人敢在他面前说不是。所以他们就开始同意被我拍，甚至和我说一定要拍下去，让大家看到这里到底在做什么事。因为这里非常封闭，甚至男女员工之间，除了工作平时连话都不能讲，生活也特别压抑。我可以通过创作完成自我表达的诉求，但是他们却没有诉说的窗口。所以在他们想表达一些东西的时候，就会主动来找我聊天。那时，我只要镜头打开就可以了。
观众： 董事长本人对您的纪录片是如何认识的？他是知道您在拍一个纪录片，因此愿意把自己的想法传递给更多的人，还是他觉得这个拍摄就是内部的，不会被外人知道的？
周铭影： 当时我就是以摄影师的身份应聘进去。董事长其实也希望我像其他员工一样，被洗脑洗干净了，心甘情愿为他去拍摄—也就是不去过问工资和其他方面，全心全意服务于他。但后来，我们就会去争取自己权益。另一个摄影师不断和他抗争，以至于他对着我们就骂：“你们是“花卉大餐”历史上仅有的可以轮班的摄影师！” 我们这种拍摄也是有风险的，有一天我拍着拍着就突然就被叫过去，我坐在（董事长办公室）里面，董事长和左膀右臂就坐在那里对着我，问我一天天拿着摄像机到处在拍什么。当时很忐忑，心想肯定是被他们告发了什么，因为他们觉得我们的工作强度好像没他们大，心里不平衡，在圆桌会议上就把我们树为敌人，于是和董事长周旋，说在拍他们做饭之类的。所以可能到最后他也并不知道我在拍什么。片子只是剪过几个片段给他们，这之后，我再没有正面和他们联系过。
观众： 本片后期剪辑的过程有什么故事？因为哪些原因停滞了下来，又是哪些因素让你重新有了灵感？
周铭影： 2014年五月底出来之后，我很长一段时间都没碰过那些素材。我先去做了理疗恢复身体，调整精神状态，也继续去找工作糊口。梳理素材花了几个月，转录的文字多达十几万；过程中，我经常会被董事长的讲话带进去，很长一段时间都在与他进行一种思想对抗。后来我花了一个月左右时间剪出一个两分多钟的片花，带去参加了iDOCS国际纪录片论坛的大师工作坊。当时李一凡老师看了，让我好好剪，有创作上的问题都可以找他聊。
2015年的时候，我感觉已经拖了很长时间，试着再着手剪辑，从12个小时剪到8个小时，再到4个小时，卻实在是没法往下继续剪，片子没出来又不好意思去找李老师，生活上也弹尽粮绝。2016年的五一前，有个电影学院的学长介绍我去一个剧组工作。在剧组的四个多月期间，我仿佛看到了一种社会共性，一种层级分明的金字塔式结构。从剧组回来以后，我只花了半个月时间就把片子拉通了，剪成90分钟。李老师看过之后认为应该对这个事件的结尾交代一下，所以我再去联系以前的员工补拍素材。2017年夏天反复调整之后，在网上报名了2018年的IDFA，之后就没再动过。
观众： 有片中主角们或者“世外桃源”里结识的朋友们的近况吗？
周铭影： 我从那儿出来之后就没再跟他们联系过，只是偶然听说了一些后面发生的事情。
2017年春节后，我联系了当时的几个主角，想邀请他们回去看一看，我也好给片子拍个结尾。他们有心理创伤，不想和“花卉大餐”的同事联系。其中一个人一直不接电话，后面就失联了，所以片子结尾只有三位主要人物的回访。其中一位，之前联系的时候一会儿跟我说在深圳、一会儿在广州，真正见面时才发现，原来他一直就在重庆。
现在离初入花卉大餐已过去六年，大家在经过一段漫长的阵痛期之后，基本都走上了人生另一个阶段：我长期帮助的那一位主角，觉得做摄影挣不到钱，自谋出路慢慢填补完了2016年股灾亏损的二十几万债务；从事地产活动策划的哥们去年结了婚；当老师的那位，通过多年的努力好像也买上了房。至于片子里那大多数的人，后来到底怎样，我无从得知。偶然听到的可能就是谁结婚了，谁生小孩了......大多数中国人的命运不都是这样吗？吃苦耐劳，努力奋进，代代相传，生生不息。
去年影片《世外桃源》在FIRST（注： FIRST青年电影展）得奖后引起了国内一些媒体的关注，只有一个主要人物接受了采访，其他人都婉拒了；我希望我的拍摄对象能得到尊重和保护，所以也不会再去勉强他们。有位南方周末的记者亲自去了楼顶，从她拍到的视频里我得知，昔日的楼宇已经被清空重新装修，或许是被法院强拍抵债了；董事长的世外桃源恍如武陵人的传说，已不复存在。
观众： 这部片的创作经验，是否对之后的作品的创作思路产生影响？
周铭影： 要说影响，我觉得可能最主要的是自己看世界的方式不太一样了。创作的话，还是很偶然随机的：恰好遇上，又是自己比较感兴趣的题材就去拍了。新的纪录片基本上已完成了素材拍摄，有荷兰和丹麦的两位制片人在帮忙跟进电影节提案，分工上会较以前一个人跑全场的创作方式更细一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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